早前在北京，有日本駐華公使座駕在路上被攔截，“怒拔太陽旗”；連日在內地爆發的反日大示威遊行，出現不少乘機向任何哪怕只要店名、生意形式跟日本拉上關係的商店趁火打劫、縱火破壞的事件，據聞更有上面只載有日籍婦孺的日本私家車曾遭憤怒群眾圍攻等等。有人開始質疑，這場反日“大龍鳳”背後是有某股內地政治派系勢力在藉故煽動，以達到某種政治鬥爭目的。
而在上周，這股仇日怒火更似有蔓延及香港之勢，居然出現有日籍男女無故在紅磡街頭被毆的報道，有人大恣抨擊中國人（包括香港人）太不文明，譴責事件將大損香港型象之餘，更懷疑事件是內地人所為，甚至質疑行兇者亦是別有用心。當然，無論如何，任何此種暴力行徑，都是不應受到支持的，但據筆者看來，事件畢竟尚屬個別事件，如果因為發生了三幾宗這樣的零星事件，便“一竹篙打一船人”，從而對香港，以至全內地同胞的行為操守失去信心，又從而反證出日本人比中國人較文明優勝的結論，未免也有點太不公平。好比近日，在日本據報也終於出現了零星的，如向中國人學校縱火報復之類事件，就似乎已反證了一個事實，在日本人之中其實也不乏這種行為非理性的激進份子，何況根據歷年報道，早在中日關係因釣魚台事件惡化之前，在日本國內，更早已偶有排華事件發生，有部份日人認為中國移民在日本犯罪率高，由此得出一個中國移民都是不守法罪犯的侮辱性結論。
持論者更指出，日本人這些年早已從侵華戰爭中得到反省，在年輕一代心中，已成功灌輸反戰思想，以對比出釣魚台事件激化後，有不少中國憤青力主向日本開戰的非理性現象。這種言論，就未免太令人不敢苟同了。首先，一個事實是，無論日本人民族性比中國人民族性怎樣優越，也並不能增加日本政府，或右翼團體在釣魚台事件上的取態和作為的合理性的。更何況，若同樣出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角度觀點出發，日本政客以至首相歷來一直高調參拜靖國神社的作為，亦足以明顯透視，日本人對戰爭的所謂反省，其實並不如論者所提出的那麼足夠。此外，如果認為中國人下下要翻出日本當年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的舊帳，便是幼稚所為，也實在很難讓人心服。不說別的，就是我們只從單純的人道立場，普世價值等出發，當年那段殘酷歷史，也實在是夠值得讓每個中國人銘記在心，堅持譴責至今的，如果我們認為，對平反六四的態度也是應該值得那樣堅持的話。
我很相信，不管是任何一個再理性的民族，當處在憤怒情緒高張的時候，都難免有部份人會陷於失控和盲目的。相比於近日因美國一套醜化伊斯蘭宗教領袖的電影，而在多個伊斯蘭國家爆發的反美大暴動，似乎中國人對暴力的自制能力還算是過得去的。當然，那亦有很大部份是跟共產黨政權一向在維穩控制上掌握了很大力度，抓得甚緊有關。
此外我觀察到近日有種論調，似乎把矛頭直指到學民思潮等反國教團體身上，質疑他們為什麼在釣魚台問題上一直默不作聲，並無表態？我認為這也大可不必，在香港，任何人都有為任何事件表態或不表態的自由，實在沒有必要把這種選舉論壇式的風氣帶到社會上添亂，也沒必要向社會上散發出這樣的暗示：但凡不在釣魚台上表態的沉默中國人，都不算是真愛國者。更應該受矛頭指責者，我認為只是那些聲聲呼籲香港人不要自尋煩惱，不要蹚上這渾水，甚至處處大潑冷水，挖空心思在民族性問題上貶中崇日，以期淡化事件，刻意將是非模糊化的人。
當一個教育程度很高的紳士商人，用上某種卑鄙手段從一個又窮又沒學識的鄉巴佬手上把錢騙走，而這鄉巴佬發覺後，卻因之大吵大鬧，當眾出盡洋相之時，我們是否應該渾忘了原來的是非根據，而一味倒過來嘲笑這鄉巴佬的愚笨無知呢？
有人曾說，民族主義在香港不會有市場。這話在某種程度上固然不無道理，然而並不是真理。八九年的百萬人上街，便是一個很好的反證。我認為，大部份香港人一個最大毛病其實只是，不到最後關頭，都不願意打破沉默，不願意挺身站出來，打破慣常的營營役役的生活秩序與習慣而已。所以，如果由此便得出一個簡單推論，認定那在紅磡襲擊日本人的兇徒身份一定不是香港人而是內地人的話，未必會完全符合事實。認定民族主義在香港沒有市場，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貶低了香港人，認同內地部份人士認定“香港人心未回歸”的偏頗看法。
外侮當前，不先一致對外，反而只聲聲高喊什麼“反共”、“抗赤”，豈非重蹈了當年抗戰時代“攘外必先安內”的問題方針？或云“這將會受中共利用，墮入其統戰奸計陰謀之中”，這可就是兩害相權，孰輕孰重的問題了。那請問我們又是否應抱持“寧予外賊，不予家奴”的取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