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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5日 星期六

反赤化


  上周在黃毓民和劉夢熊一起出席的亞視“把酒當歌”節目中,二人在辯論中產生了頗為激烈的火花,只因在期間提及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論壇拉票時曾高喊“反赤化”、“抗共”等口號的情況,以及關於國民教育的老爭論上去。

  首先,當劉將前一問題提出時,毓民即一再表示那些候選人根本是“得個嗌字”(大意),據其語意,可能有兩種意思,一是指那些候選人根本只是拿此作為空泛的競選口號──換句話說,是欺騙選民,“掛羊頭賣狗肉”(因他後來還加了句“真正反共要看我”(大意);二就是質疑那些候選人雖然真心想反共反香港赤化,但根本沒能力做到。

  其實近期什麼所謂“香港赤化”、“香港大陸化”的提法真好像越來越多,當然我自問頗能明白提出這些看法的人的憂慮所在,而我自己也活活脫脫是受英國殖民地教育洗禮長大的“港佬”一份子。但我也很認同劉先生的說法,回歸畢竟十五年了,用他的比喻說法是“你總不能扯着自己頭髮,讓自己離開地球”。意思當然不是叫大家做共和國下的順民,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香港人若跟大陸產生太多割裂的話(雖然反對者有大條道理是一國兩制保障了香港人可生活在另一種制度下五十年),始終未嘗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所以,愚見認為,太過標榜渲染這種“反共”和“反赤化”的思想,甚至將之視為洪水猛獸,誓要寸土不讓,死守到底,彷彿已變成力抗日軍包圍猛攻的四行倉庫八百壯士那麼悲壯慘烈,除了起到煽動人心和情感渲洩作用之外,又有什麼實質意義可言呢?當然說到這些,以現時的風氣,相信必會引來部份人相當激烈批評,如指你無原則無立場,甚或麻木愚昧、無知等。很老土地,有如半杯水那用得很濫的比喻,看一個問題永遠可有兩種極端角度,激進的人會看到杯中有水的部份,認為香港已將面臨溫水煮蛙式的“淪亡”,所以要提高警惕,高瞻遠矚。但愚見認為,過度的警惕,亦或將不自覺演變成盲目歧視、自大的一個危險,實屬不必要也殊為不智的取態,僅此而已,而並非強調主張我們應不分好夕,一概照單全收。執筆時,在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怒潮之際,在香港上水火車站,卻同時掀起了一場“光復上水”的反內地水貨客霸佔公共空間,甚至影響本地小商戶生存的,可說是作為“反大陸化”的其中某種表現形式的激烈行動,真不可謂不有點反諷。

  我們說輸打贏要,但凡引進一些外來事物,觀念,當然有必要盡量截長補短,去蕪存菁,然而在現實情況中,往往很不容易(更很可能是根本沒可能)百份之一百做到這點。敢問我們又是否應該秉持同樣的態度來看待“大陸化”、“赤化”的問題?想當初,香港初淪入英國之手時,不是一樣也有部份原住民十分抗拒被“英化”和殖民地化而堅持反英抗暴了?但那一樣改變不了香港淪為殖民地,及其後在生活文化上受到諸多“英化”的事實。同樣,如果要嚴格堅持完全去大陸化,去赤化,我相信只能在一種情況下才能保證百分百做到,那就是讓時光倒流,讓香港回到殖民地時代去。但可能嗎?

  我相信多少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廣泛彌漫擴散的社會心態下,才會產生近期對國民教育的種種“恐慌”和爭議。筆者近期在網絡上看到一篇題為“洗腦教育真正要洗的是什麼”,文中提到,對學生強調中國的強大,經已是對他們的一種潛意識的,把強大與謊言對等起來的暗示(大意)。對我來說,說到這個地步就真的已未免有點矯枉過正之嫌了。連說中國強大也認為有問題,那請問我們是否只能天天向學生灌輸中國如何腐敗,共產政權如何不合法,文革六四怎樣弄致天怒人怨才是唯一最客觀的做法呢?

  在節目中,當劉夢熊提到“黨國應分成兩種不同概念對待”時,毓民即時“扯火”,而對此大作反駁,提出“中國雖然不屬於共產黨,但客觀事實卻是,共產黨根本就代表中國”(大意)。即使他的意思,只是提出一種客觀事實,那實在也不能太言之成理,令人信服,未免太失諸偏狹。也許,僅在政治代表性,或某些政治論述上,這一說法才可有相當理據可言--也只是相當而已--,即使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真是那樣注明,那又怎樣?那也根本只能算是自欺欺人,自說自話的說法罷了。只除非他口中的“中國”與我們一般理解的“中國”定義有異。

  而我自己,一貫堅持理念是,從單純的文化、民族層面去理解定義“中國”的,等如對“中國人”一詞,我也從來堅持用血裔,而非以國籍或這個人對中國文化是否有足夠認知的角度去理解定義一樣。至於黃其後提出他一貫的“愛國等於反共”口號,聽來就未免有點矛盾和混淆了。既然你認為國等於黨,那為何愛國反會變成反共呢?

  節目中兩人又爭辯到黃當年在立法會宣誓任職議員時,將誓詞中“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字句改換成“效忠人民”的問題。黃當然堅稱這誓詞並無不妥,並於其議員合法性無礙,又聲言當年已得到法律界人士的支持。而劉則堅稱這部份授權也是出自基本法的,黃卻反駁自己授權來自人民。這問題說白了,似乎無非又牽涉到意識形態之爭。但光憑簡單邏輯而言,以黃為首的人民力量,過往不是曾大力抨擊泛民在政改方案中與中聯辦密室談判,背棄選民,增加超級區議會五席,而又轉過頭來參加這選舉,只是間接支持不公義的功能組別選舉,言行不符?如果根據同樣邏輯,則黃等既然一貫反對政府的合法性,為何又要投身議會,投身這建制內同流合污?

  再說到這次的選舉,坊間一般說法是民主黨已遭慘敗,主席何俊仁更因之黯然引咎辭職,似乎人民力量當年強調的“票債票償”目的已經某程度上達到了,反而是被人民力量動輒一直大罵“無恥”的民建聯有理沒理,始終輕易大獲全勝,漁人得利,很明顯反映出一個事實,兩派繼續持久相爭下去,對誰都不會有利。我很相信,經此一役,在泛民內部,必將因此而對當年的所為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不過,我也相信他們對人民力量堅持的這種激進抗爭路線始終會有所保留。但雙方之間的矛盾,只在於手法不同,並非理念上的完全相左,為什麼一定要那麼勢成水火?

說到釣魚台問題,黃一再強調,民族主義在香港是沒有市場的。那麼難道真的只有徹底反共才是有市場的嗎?可是,我們又不妨現實一點,理性一點,冷靜一點來看看,即使有天真正反了共之後,又是否真能解決所有問題?這是激進派始終難以圓滿解答的問題。黃是熟讀中國歷史的,怎麼不會知道中國歷史的循環定律之可悲,又怎會看不到中國近代史上的好幾次令人沮喪的先例教訓?驅逐了滿洲君主政權,換來的只是十多年的軍閥混戰,烏煙瘴氣;好不容易迎來民國建立,卻又諸弊叢生,結果內憂外患相繼而至;好了,等到共產黨來解放人民了,以為大家都有好日子過了,哪知道更加災難的日子還在後頭……難道我們就不該在實行“打倒共產黨”之前,先好好警惕一番,以免重蹈覆轍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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