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致金姪女摑警案的判決，惹來議論紛紛，有人認為更直接把當前一種名為”仇富”的普遍情緒推上了高峰。我認為主要的肇因，來自那位主審法官的一番判詞，其中有幾點確然值得商榷。
其一，認為被告只是有病，並非壞人。那大眾就難免要問，究竟是什麼病？病情又有多嚴重？是否有醫生曾提出了足夠理由，證明她的病情是嚴重到當時連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自己也根本不知做出了什麼事？過往，有好多案例，被告一方都是曾以患病（主要是精神病一類）以作類似的辯護理由，和博取輕判的理由的，以我對法律的最粗淺理解，最終應是依據病情與案情的嚴重性來作判決準則的。這件案的案發經過，全港市民都透過電視熒幕看得清清楚楚，自然大家對以上兩點都會有一番各自不同的見解。
由此就帶出了第二點，案情有多嚴重？大家都知道案發時，被告是先遇上交通意外，等到警察到場時則態度囂張，不止拒絕受酒精測試，還口口聲聲”I want to leave”，到最後更先後襲擊兩名警員，無可否認，在在令人直覺上覺得她明顯已是視法紀如同無物，更何況據說這位被告人之前是曾有類似的襲警前科的。至於被告事後是否被確驗出體內酒精超標，更應是判決一大關鍵，在早前連續多宗醉駕釀成傷亡慘劇的案件一度引起廣大關注，以至政府也要加緊收例嚴懲的氣候之下，若一旦驗出被告酒精超標，法官如此輕判，就未免說不過去了－－雖則這次案件中並未因此釀成傷亡，也應在判決中起到警惕效尤的作用。
說到襲警，先是有人批評鏡頭前那個被摑警員很有演技，堂堂男子漢被摑一巴，竟在數秒之後才反應過慢地向後摔倒。對此，相信廣大眼睛雪亮的觀眾都隱隱心領神會是甚麼回事，既然當時警員明知道記者在場拍攝，難免會惹人臆測到警員有此表現，是有點”加強罪證，表現無辜”，甚或”博取同情”之嫌。然而姑勿論如何，眾目睽睽下，那一巴確確實實是摑了下去。警察是執法尊嚴象徵，襲警罪究竟算不算嚴重罪行，雖屬見仁見智，但如此例一開，則以後難免會引起眾多有權有勢人士效尤，反正摑警察一巴，不過只罰八千元了事，對這些權勢人士來說，八千元又算得什麼？不知道主審的簡法官又有否考慮過這一點？
簡法官的判詞中又提到可圈可點的一句：考慮到假若被告是窮人，輕判一樣會引來社會爭議。這倒令人未免有點糊塗了，想當然地，被告若是窮人，當然不會引來同樣那麼大的爭議！這是顯而易見之事！若依此邏輯的話，那不就更加不應輕判以引來爭議了？有人亦曾臆測，如若同樣事件發生在窮人身上，只怕摑了警員一巴之後，早已會被粗暴制伏，甚至被扣上手銬－－當然有可能，但莫忘記當時是有記者在場的，除非被告其時是表現得極度失控，否則我相信任何一個有理性的警察，都是不敢在現場輕舉妄動的。
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被告便是弱勢窮人，在眾目睽睽的鏡頭前態度如此囂張，相信也絕不會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此所以我也同意，案件如何判決，根本與被告人的背景不應扯上太大關係，而應該只與案件的嚴重性扯上關係。只不過窮人被輕判，相信就應不會引來輿論如此多的不必要的可疑臆測罷了。不錯，窮人或富人，在法律面前是應該一視同仁，以體現平等精神的，但至少若考慮到上述被定罪後會否再犯的一點，以八千元作為判刑，則明顯只對窮人起到阻嚇作用，情況就變得跟政府以市民健康為由，大幅加煙草稅一樣，富人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不顧健康，繼續抽煙可也，於是政府只不過是間接變成在鼓勵市民努力賺多點錢來抽煙罷了。這就形成社會上一個普遍現象：表面的公平，其實只是一種假公平，是一種不公平。如果嚴格依循這種”人人平等”的概念和邏輯的話，社會又何必要設立那許多特別保護弱勢社群的法例？豈非成為了一種雙重標準？
再拿此案跟多月前陳巧文以襲警罪被拘進警署後，曾遭受一番無理苛刻對待的事件作一相對比較，這件案的種種引人可疑的疑點就更形突顯了。
總之種種跡象，最後難免讓大眾得出一個結論：有錢有勢，再加有病，就可橫行無忌，就連毆打警察也可罰款了事。在近年這貧富懸殊已鬧得越來越兇，社會上怨氣越積越深的情況下，你說怎能不引起所謂”仇富現象”？
歸根究柢，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現象何時何地都總是存在的，問題只在憎厭得合理與否？在一個社會政策健全，競爭機會又是相對公平均等的情況下，我相信即使存在一定的仇富現象，甚至是有部份別有用心的人在有意把這種現象煽動起來，也不會輕易成為社會主流的。所以出現目前這種現況，大家應該都不難明白背後的成因何在。
數天前在”講東講西”以此為題的節目中，有位來電聽眾分析得好：本地以前的富人，相比今天並未引來如此大的仇視，一個原因是，他們多半是為社會賺取外匯的實業家，多少也能為整體社會創造共同的財富；但今天的富人，多以地產投機致富，所賺的錢卻多半是從本地窮人口袋裏剝削得來的。所以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句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
其一，認為被告只是有病，並非壞人。那大眾就難免要問，究竟是什麼病？病情又有多嚴重？是否有醫生曾提出了足夠理由，證明她的病情是嚴重到當時連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自己也根本不知做出了什麼事？過往，有好多案例，被告一方都是曾以患病（主要是精神病一類）以作類似的辯護理由，和博取輕判的理由的，以我對法律的最粗淺理解，最終應是依據病情與案情的嚴重性來作判決準則的。這件案的案發經過，全港市民都透過電視熒幕看得清清楚楚，自然大家對以上兩點都會有一番各自不同的見解。
由此就帶出了第二點，案情有多嚴重？大家都知道案發時，被告是先遇上交通意外，等到警察到場時則態度囂張，不止拒絕受酒精測試，還口口聲聲”I want to leave”，到最後更先後襲擊兩名警員，無可否認，在在令人直覺上覺得她明顯已是視法紀如同無物，更何況據說這位被告人之前是曾有類似的襲警前科的。至於被告事後是否被確驗出體內酒精超標，更應是判決一大關鍵，在早前連續多宗醉駕釀成傷亡慘劇的案件一度引起廣大關注，以至政府也要加緊收例嚴懲的氣候之下，若一旦驗出被告酒精超標，法官如此輕判，就未免說不過去了－－雖則這次案件中並未因此釀成傷亡，也應在判決中起到警惕效尤的作用。
說到襲警，先是有人批評鏡頭前那個被摑警員很有演技，堂堂男子漢被摑一巴，竟在數秒之後才反應過慢地向後摔倒。對此，相信廣大眼睛雪亮的觀眾都隱隱心領神會是甚麼回事，既然當時警員明知道記者在場拍攝，難免會惹人臆測到警員有此表現，是有點”加強罪證，表現無辜”，甚或”博取同情”之嫌。然而姑勿論如何，眾目睽睽下，那一巴確確實實是摑了下去。警察是執法尊嚴象徵，襲警罪究竟算不算嚴重罪行，雖屬見仁見智，但如此例一開，則以後難免會引起眾多有權有勢人士效尤，反正摑警察一巴，不過只罰八千元了事，對這些權勢人士來說，八千元又算得什麼？不知道主審的簡法官又有否考慮過這一點？
簡法官的判詞中又提到可圈可點的一句：考慮到假若被告是窮人，輕判一樣會引來社會爭議。這倒令人未免有點糊塗了，想當然地，被告若是窮人，當然不會引來同樣那麼大的爭議！這是顯而易見之事！若依此邏輯的話，那不就更加不應輕判以引來爭議了？有人亦曾臆測，如若同樣事件發生在窮人身上，只怕摑了警員一巴之後，早已會被粗暴制伏，甚至被扣上手銬－－當然有可能，但莫忘記當時是有記者在場的，除非被告其時是表現得極度失控，否則我相信任何一個有理性的警察，都是不敢在現場輕舉妄動的。
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被告便是弱勢窮人，在眾目睽睽的鏡頭前態度如此囂張，相信也絕不會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此所以我也同意，案件如何判決，根本與被告人的背景不應扯上太大關係，而應該只與案件的嚴重性扯上關係。只不過窮人被輕判，相信就應不會引來輿論如此多的不必要的可疑臆測罷了。不錯，窮人或富人，在法律面前是應該一視同仁，以體現平等精神的，但至少若考慮到上述被定罪後會否再犯的一點，以八千元作為判刑，則明顯只對窮人起到阻嚇作用，情況就變得跟政府以市民健康為由，大幅加煙草稅一樣，富人只要付得起錢，就可以不顧健康，繼續抽煙可也，於是政府只不過是間接變成在鼓勵市民努力賺多點錢來抽煙罷了。這就形成社會上一個普遍現象：表面的公平，其實只是一種假公平，是一種不公平。如果嚴格依循這種”人人平等”的概念和邏輯的話，社會又何必要設立那許多特別保護弱勢社群的法例？豈非成為了一種雙重標準？
再拿此案跟多月前陳巧文以襲警罪被拘進警署後，曾遭受一番無理苛刻對待的事件作一相對比較，這件案的種種引人可疑的疑點就更形突顯了。
總之種種跡象，最後難免讓大眾得出一個結論：有錢有勢，再加有病，就可橫行無忌，就連毆打警察也可罰款了事。在近年這貧富懸殊已鬧得越來越兇，社會上怨氣越積越深的情況下，你說怎能不引起所謂”仇富現象”？
歸根究柢，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憎人富貴厭人貧”的現象何時何地都總是存在的，問題只在憎厭得合理與否？在一個社會政策健全，競爭機會又是相對公平均等的情況下，我相信即使存在一定的仇富現象，甚至是有部份別有用心的人在有意把這種現象煽動起來，也不會輕易成為社會主流的。所以出現目前這種現況，大家應該都不難明白背後的成因何在。
數天前在”講東講西”以此為題的節目中，有位來電聽眾分析得好：本地以前的富人，相比今天並未引來如此大的仇視，一個原因是，他們多半是為社會賺取外匯的實業家，多少也能為整體社會創造共同的財富；但今天的富人，多以地產投機致富，所賺的錢卻多半是從本地窮人口袋裏剝削得來的。所以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句老話：不患寡而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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