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聽到陶才子在節目中發表偉論，指基本法列明香港無權過問國家國防外交事務，以此為據，批評阿牛等一批愛國保釣人士僱船出海往釣魚台宣示中國主權的行為，是違反了基本法，不應鼓勵，甚至更屬意圖挑動起中日戰爭之不當行為，此外，又指香港一向以來都是一個經濟城市，所以作為香港人又何必破壞這種傳統，牽涉入這些“無謂”的事情當中？他甚至不止一次作出公開推斷，論定釣魚台開發主權一旦歸入中國手中，以中國政府一貫只顧經濟發展，盲目開採資源的作風，只會對附近海洋生態構成莫大破壞，所以與其如此，倒不如讓釣魚台交由國際共同開發云云（大意）。
作為一個平凡的中國人──說我是無知憤青、維園憤老也罷──聽到這些言論，真的不禁很不舒服，也氣憤得不吐不快。但想深一層，這番言論有部份也實在不為無據。先說第一點，基於基本法，香港人不管對於釣魚台或南沙群島等地的主權爭議，甚或對於新疆、西藏應否獨立等牽涉國防外交問題均不宜，亦根本無權過問置喙。那意思等於是在說，你們香港人根本沒資格在這些問題上說三道四，一切自有國家處理應付，不用你們多事。問題卻是，國家當局多少年來，卻一直不作不為，不聞不問，每一次在出現情況後，只一而再地“得把口”不斷宣稱釣魚台屬中國領土，有講冇做，令民間保釣人士憤慨不已。
平心靜氣來說，釣魚台主權到底誰屬，我自問並非專家學者，無法知之甚詳，只知道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頗為複雜，牽涉頗廣的問題。但在此，我敢大膽地下一結論，無論箇中爭端何在，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宣稱對這個小島擁有的主權理據，至少怎麼也並非出於向日本侵略的背景上而強自得來的。因為十分明顯的歷史事實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只有受日本侵略的份兒，根本無能力侵略日本。
這裏，想挑戰一下陶才子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首先，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基本法列明香港無權過問國家外交國防事務，那是否表示，即使有一天中國國境甚或香港本土受到別國侵略，香港人也應視而不見，完全不聞不問，置身事外呢？也許陶才子對此的答案是：是的，因為此乃其口中之法治精神也。但如此一來，請問這樣的香港人，比起當日孔叫獸所說的“明明會說普通話，卻對著同胞偏要說廣東話”的香港人，豈非更加不能算是中國人了？就算這講得通，為何不能公民抗命，挑戰惡法？事關國家尊嚴和領土主權威脅，處此關頭，豈能再一成不變，拘泥於此？要是如此，過去曾獻身於保釣運動之香港人士，豈非通通都要以“破壞基本法”罪名而被制裁了？更不要說，基本法條文亦未必盡可用來限制民間活動。
說到香港是經濟城市，除了經濟之外，就什麼也不該管，那就更加只能是句不合理，也不可取的晦氣話了，而且也略嫌有點雙重標準。當批評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對文化歷史，甚至是對國家國情全無認識時，“只知賺快錢，只知搞眼前的經濟發展”，就成為香港人常被詬病諷刺的一點；但現在有香港人，並不只著眼於經濟利益，而為著展現一股偉大愛國情操，做出這種毫無實質經濟效益的事情時，卻又有人祭出這“經濟城市”的招牌來，指責他們破壞了這傳統，這還不算雙重標準？
再說到企圖挑起國際戰爭，就更是一個誇張而本末倒置的不輕指控。如果僱船出海宣示主權也算是挑起戰爭行為，那麼之前發生過的很多次中國漁民遭日本扣押事件又算不算是挑起戰爭行為？如果和平示威就能等同為挑起戰爭，香港歷次發生過的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衝擊中聯辦，衝擊領導人到訪範圍等等事件，那些示威人士的行為，豈非更可構成是挑起暴力的行為了？
保釣人士歷年一直鍥而不捨，奮不顧身，出於無私的愛國行動，筆者對其勇氣和毅力堅持，向來無限欽佩，自愧不如。而對於那些全無血性之人不但只知在旁冷言冷語，大潑冷水，反而戴著理性面紗，滿口歪理，語帶尖酸，煽風點火，大恣發表揚日貶中之類的言論，實在只能讓人極為不齒與鄙視。筆者無意否定理性，把一切光訴諸感性，但一個人如果事事只講單純理性，不帶任何感性的話，很容易則只會淪為冷血不仁和古惑狡詐之流。不錯，如果要我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做一個感性多一點，但不失理性的笨人，也不寧可做一個空有滿腦理性，但卻全無感性感情的聰明人。
此外，近日就此又充斥著一大片令人煩厭的“抽水論”，彷彿但凡為此事作出諸般口頭呼籲聲援之人，其動機都在於“乘機抽水”。當然，特首梁振英高調“召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方盡快無條件釋放被捕保釣人士，亦瞬即被指為“政治抽水”。對此，真有點無話可說兼啼笑皆非。那麼，這兩天在全中國各地，包括北京廣州等城市，大規模跑出來聚在日領事館前抗議示威之人，是否也是在企圖“抽水”？凡事應做便做，應說便說，有什麼抽水可言的呢？更不要說，在今天這時世，任何人即使抽得一時之“水”又能怎樣，又可以享獲“著數”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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