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的“城市論壇”，劉銳紹夫子與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先生開宗明義的一番開場白，我認為已經把一切解釋得夠清楚，也夠有力的了。如坊間有人一直認為，“愛國”一詞早已為中共政權所歪曲利用為政治工具，被中共壟斷了話語權，所以不應再提之說，其理由根本全然站不住腳。正如夫子所言大要：今天中共壟斷了“愛國”話語權，則任何民主陣營就於是不能再提“愛國”二字，那依此邏輯，有天當中共又壟斷了“普選”、“民主”等詞的話語權時，我們是否又不能提這兩個詞語呢？再推演下去的話，有天中共若又壟斷了什麼是“人”的定義話語權，則我們難道就連人也不能認了？這很明顯是一種荒謬而不智的思維。人家要壟斷，要歪曲，要利用，我們難道便要任其為之，任他壟斷、歪曲、利用到底，處處讓人牽著鼻子走的了？如此，則是連自主的思想自由也自動“閹割”，試問還奢談什麼擁護人權、自由？
在“蘋果新聞網”讀到一篇由時事評論員林忌執筆，題為“勿視本土派為敵人”的文章，我認為多少可反映了那些一貫反對“愛國”者的意見，由於全文並不太長，不妨節錄其中主要部份。首先是：“近日的六四集會的「愛國愛民」爭議，引發應否愛國的激辯，一些愛國者如何俊仁說：「批評者的邏輯混亂，本土派的批評如中共一樣，是『黨國不分』。」支聯會令人太失望，面對批評不是開放接受，卻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甚至因為丁子霖拒絕作幫兇，更有常委對這位可憐可敬的天安門母親，出言侮辱。「愛國不愛黨」是一個理想，可是現實就是中共控制了國家的一切，包括由國歌到國旗，於是包括何俊仁在內的民族主義者去保釣，就搬出了中共的五星旗，唱《血染的風采》紀念民運，結果所謂「愛國不愛黨」，事實上的「中國」，就是中共「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裏指支聯會曾“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但並未提出具體事例，如果指的是文中何俊仁批評“批評者是邏輯混亂”一事，則難道此四字便足以構成所謂“攻擊”？又即使指的是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先生曾對丁子霖那番批評（原文無緣看到，不敢就內容置喙），但事件發展至今，徐先生據聞已自動請辭，主席李卓人亦曾親自致電對方致以歉意，在態度上總算是認了錯，給了事件一個圓滿交代。相反在事實上，倒是不少在本地號稱激進民主派的人士，總愛動輒向人謾罵與人身攻擊，那才是“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所為，卻又從不見有任何反省。是否公道，且請讀者自行判斷。至於說到愛國不愛黨只是一種理想，也未免讓人莫明其妙。既然說是理想，就該努力追求與維護，而不是一遇阻礙，便即劃地自限，而又任由理想被玷污而不作為。
此外，提到保釣搬出五星旗，個人也覺得並無什麼不妥，因為無論你對現政權如何不滿，它畢竟也是現實存在的，也為世界認受的一個統治著地理上中國的代表政權，即使你從根本上拒絕承認其合法性，那也是一個最無奈的現實，如果認為在宣示釣魚台主權這一時刻，搬出五星旗便是承認共產黨等同整個意義上的中國的話，那麼敢問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更好選擇？是否應該搬出一面香港區旗、台灣的青天白日旗，大清黃龍旗，還是什麼才更合適（大概即使豎一面大白旗，上面只寫中國兩個大字也有不妥－－因為反愛國者也認為，中國二字已為中共壟斷也）？試問有天日本人假如－－只是純粹假設－－忽發善心，要將釣島交還中國時候，我們是否應反對他們把它交還給中共政權，而是交給一個空泛的概念化的，純文化意義的＂中國＂去管理？抑或，乾脆讓它自行獨立算了？再簡單點說，在爭取保釣事件上，因為我們所提出要爭取的，主要是統治權和管理權，所以很自然地，是需要拿出一個跟日本現政權對等的，也具有現政權意義的＂中國＂來作交涉主體的，不然，日本政府會理你嗎？換言之，那只是手段，是形式，更何況，在這樣一種對外前提下，中國現政權是否合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國，已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應該先行擱置不論，根本就不該，也不宜在此節骨眼上節外生枝，將問題複雜化，否則在國際上，對外關係上，根本什麼也不會做得成。固然，反對＂愛國＂者很可能根本就認為，爭取釣魚島回來本就是多餘的，因為他們既然如此痛恨＂中國＂（因他們認為黨等於國，既痛恨共產黨，自然等如也痛恨中國了）的存在，那就不妨拱手讓予日本好了。
再談到：“中共多年來劫持國家，藉「愛國」去洗腦，中共根本不需要你愛黨，只要愛國就夠；黨即國家，只要你愛國，那麼餘下的只要你服從權威，又或者搬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他自然有很多「民間人士」完成餘下的統戰工作，包括稱呼中共為「阿爺」，透過家長式的權威政治，就可以令大多數人臣服於共產黨。多年來，很多民建聯的支持者是如何批評民主派呢？就是「對抗國家、漢奸、勾結外國勢力」；「愛國不愛黨」根本不能說服這些人，而廿多年來泛民得票率不斷跌，早已證明此路不通。”這又是一種欠缺實質理據支持的說法，理由如上，既然我們沒理由任由中共政權設限怎樣才算“愛國”，那就更沒理由讓民建聯支持者說什麼便是什麼：對方罵你是漢奸，難道你便真的承認自己是漢奸？現在有那麼多人不能被“愛國”等概念說服，對泛民陣營諸多不滿，我認為歸根究柢，在於很多人已對中共政權，及其統治現況徹底厭惡，憎恨，以至早已激化到一種要跟中共誓不兩立的地步，他們作出抗爭行動的潛在真正目的，根本已是企圖完全推翻現政權，故而根本就與作風較為溫和，傾向所謂“和平演變”的部份泛民人士越走越遠。而這一點，我相信才正是雙方最大和最關鍵的分歧所在，而並不能據此便否定“愛國不愛黨”這提法，以及其背後理念的真正意義，更加不足以由此導出一個提這口號便是愚蠢，不切實際，甚至是已受中共迷惑利用的結論。
最後：＂十年前土共以「沒有國，哪有家」，以保護國家為名，來為23條立法辯護，初期成效甚大；然而愛國根本是後天洗腦的，愛因斯坦曾說：「民族主義是嬰兒病，是人類社會的麻疹。」事實上，他八代祖先都生於德國長於德國，大半生都活在「大德意志」──即德國、奧地利與瑞士，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寫下了這句：「傳承上我是猶太人，公民權我是瑞士人，形容我時，我就是人──沒有任何特殊的國家認同或國籍身份。」反之，為何香港的一般人卻認為，因為血統上是華人，就必須是中國人，就必須愛中國？愛國，絕非與生俱來，更非必須。呼籲徐漢光等曾代表支聯會的人士，不要把反對愛國者，視為敵人。”
這段言詞，似乎就是對任何民族主義的一種全盤否定，彷彿認為在今日，世人已不再需要什麼國家、民族這種區別觀念了。這種“世界大同”理想，比起“愛國不愛黨”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理想，甚至是空想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十分顯淺道理，愛國民族思想，曾被史上某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卻不代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便是萬惡根源和罪魁禍首。即使說這是“人類社會的痲疹”，有心人和有志之士也更應想方設法去治好它，讓它還原本來面目，而不是乾脆“壯士斷臂”，視之為洪水猛獸，一刀揮去。縱使其中會有一定難度，但正如一個小學生也明白的道理，如果任何事情一遇困難便即放棄，則一個人大概什麼事情也注定是做不成的。
這裏指支聯會曾“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但並未提出具體事例，如果指的是文中何俊仁批評“批評者是邏輯混亂”一事，則難道此四字便足以構成所謂“攻擊”？又即使指的是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先生曾對丁子霖那番批評（原文無緣看到，不敢就內容置喙），但事件發展至今，徐先生據聞已自動請辭，主席李卓人亦曾親自致電對方致以歉意，在態度上總算是認了錯，給了事件一個圓滿交代。相反在事實上，倒是不少在本地號稱激進民主派的人士，總愛動輒向人謾罵與人身攻擊，那才是“四出找人攻擊異見者”所為，卻又從不見有任何反省。是否公道，且請讀者自行判斷。至於說到愛國不愛黨只是一種理想，也未免讓人莫明其妙。既然說是理想，就該努力追求與維護，而不是一遇阻礙，便即劃地自限，而又任由理想被玷污而不作為。
此外，提到保釣搬出五星旗，個人也覺得並無什麼不妥，因為無論你對現政權如何不滿，它畢竟也是現實存在的，也為世界認受的一個統治著地理上中國的代表政權，即使你從根本上拒絕承認其合法性，那也是一個最無奈的現實，如果認為在宣示釣魚台主權這一時刻，搬出五星旗便是承認共產黨等同整個意義上的中國的話，那麼敢問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別的更好選擇？是否應該搬出一面香港區旗、台灣的青天白日旗，大清黃龍旗，還是什麼才更合適（大概即使豎一面大白旗，上面只寫中國兩個大字也有不妥－－因為反愛國者也認為，中國二字已為中共壟斷也）？試問有天日本人假如－－只是純粹假設－－忽發善心，要將釣島交還中國時候，我們是否應反對他們把它交還給中共政權，而是交給一個空泛的概念化的，純文化意義的＂中國＂去管理？抑或，乾脆讓它自行獨立算了？再簡單點說，在爭取保釣事件上，因為我們所提出要爭取的，主要是統治權和管理權，所以很自然地，是需要拿出一個跟日本現政權對等的，也具有現政權意義的＂中國＂來作交涉主體的，不然，日本政府會理你嗎？換言之，那只是手段，是形式，更何況，在這樣一種對外前提下，中國現政權是否合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國，已是另一層面的問題，應該先行擱置不論，根本就不該，也不宜在此節骨眼上節外生枝，將問題複雜化，否則在國際上，對外關係上，根本什麼也不會做得成。固然，反對＂愛國＂者很可能根本就認為，爭取釣魚島回來本就是多餘的，因為他們既然如此痛恨＂中國＂（因他們認為黨等於國，既痛恨共產黨，自然等如也痛恨中國了）的存在，那就不妨拱手讓予日本好了。
再談到：“中共多年來劫持國家，藉「愛國」去洗腦，中共根本不需要你愛黨，只要愛國就夠；黨即國家，只要你愛國，那麼餘下的只要你服從權威，又或者搬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他自然有很多「民間人士」完成餘下的統戰工作，包括稱呼中共為「阿爺」，透過家長式的權威政治，就可以令大多數人臣服於共產黨。多年來，很多民建聯的支持者是如何批評民主派呢？就是「對抗國家、漢奸、勾結外國勢力」；「愛國不愛黨」根本不能說服這些人，而廿多年來泛民得票率不斷跌，早已證明此路不通。”這又是一種欠缺實質理據支持的說法，理由如上，既然我們沒理由任由中共政權設限怎樣才算“愛國”，那就更沒理由讓民建聯支持者說什麼便是什麼：對方罵你是漢奸，難道你便真的承認自己是漢奸？現在有那麼多人不能被“愛國”等概念說服，對泛民陣營諸多不滿，我認為歸根究柢，在於很多人已對中共政權，及其統治現況徹底厭惡，憎恨，以至早已激化到一種要跟中共誓不兩立的地步，他們作出抗爭行動的潛在真正目的，根本已是企圖完全推翻現政權，故而根本就與作風較為溫和，傾向所謂“和平演變”的部份泛民人士越走越遠。而這一點，我相信才正是雙方最大和最關鍵的分歧所在，而並不能據此便否定“愛國不愛黨”這提法，以及其背後理念的真正意義，更加不足以由此導出一個提這口號便是愚蠢，不切實際，甚至是已受中共迷惑利用的結論。
最後：＂十年前土共以「沒有國，哪有家」，以保護國家為名，來為23條立法辯護，初期成效甚大；然而愛國根本是後天洗腦的，愛因斯坦曾說：「民族主義是嬰兒病，是人類社會的麻疹。」事實上，他八代祖先都生於德國長於德國，大半生都活在「大德意志」──即德國、奧地利與瑞士，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寫下了這句：「傳承上我是猶太人，公民權我是瑞士人，形容我時，我就是人──沒有任何特殊的國家認同或國籍身份。」反之，為何香港的一般人卻認為，因為血統上是華人，就必須是中國人，就必須愛中國？愛國，絕非與生俱來，更非必須。呼籲徐漢光等曾代表支聯會的人士，不要把反對愛國者，視為敵人。”
這段言詞，似乎就是對任何民族主義的一種全盤否定，彷彿認為在今日，世人已不再需要什麼國家、民族這種區別觀念了。這種“世界大同”理想，比起“愛國不愛黨”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理想，甚至是空想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十分顯淺道理，愛國民族思想，曾被史上某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卻不代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便是萬惡根源和罪魁禍首。即使說這是“人類社會的痲疹”，有心人和有志之士也更應想方設法去治好它，讓它還原本來面目，而不是乾脆“壯士斷臂”，視之為洪水猛獸，一刀揮去。縱使其中會有一定難度，但正如一個小學生也明白的道理，如果任何事情一遇困難便即放棄，則一個人大概什麼事情也注定是做不成的。
至於讀到文章的標題：“勿視本土派為敵人”，個人未免更添感慨。以激進民主派人士歷來在公開抗爭活動中的情緒化激亢作風，和半點不饒人，四處攻訐樹敵，容不下半點理智討論空間的表現，我認為就算有敵人，也是其所自找的，只因為他們自己先先就已把別人當作了不共戴天的敵人罷了。民主路上，縱使大家理念不同，也盡可各幹各的，各行其是，但決沒必要搞得勢成水火，彷彿真理永遠只握在自己手中，而動輒就把別人通通打作“假民主”、“出賣民主”的千古罪人？
在“獨立媒體”網上讀到程翔先生在“城大民主沙龍六四分享會”中提出“理解但不贊成現時本土派想法”的看法，我認為才是一種比較理智和全面的觀點。
最後，想再說明白一點，如果中共為“愛國”定下了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標準，而我們卻甘心就此與“愛國”劃清界線，甚至乾脆鄙視，厭棄“愛國”這一詞以及其背後的真義的話，那就等同甘心坐視此詞繼續任由敵人玷污蒙垢，坐視對方繼續指黑為白，指鹿為馬，不妨舉個例子，如此豈不可比作當有人誣陷我們為竊賊時，我們就沉不住氣，索性真的做賊給他們看一樣糊塗？丁子霖批評支聯會提出集會的愛國口號是“愚蠢”，恕我絕不能認同。我認為真正愚蠢的，應是那些自甘被敵人牽著鼻子走，甘願就此將“國家”定義和解釋權通通拱手讓予中共政權的人。
至於說到支聯會是否已“壟斷”了悼念六四的代表地位和話語權（陳梓進在“城市論壇”中的說法），我認為也頗為荒謬。六四那晚，出不出席由支聯會舉辦的維園燭光晚會，人人均有選擇自由，試問何來壟斷之有？大家若不能認同支聯會理念的話，盡可另起爐灶，自行組織一些悼念活動可也，又何必大放這種帶有政治陰謀論色彩的暗示，徒然企圖增加自我分化？莫非這些人認為，支聯會之在香港大部份市民心中，具有今日這種主導性和代表性的地位，全是靠搞一些政治陰謀或不正當手段所篡奪得來？當然，我絕對相信，有部份極左人士確是存有這種想法的，甚至早有種說法，說是有某外國勢力一直在暗中支持它，企圖達到顛覆中國目的，那自是不足為怪。但現在就連自己非左陣營也存有這種潛在想法，那就實在太令人痛心了。嘆一句，中國人果然是帶有這種永不能團結，好於內鬥個你死我活的“DNA”，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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